《非我族类》：当爱情遭遇哲学

　　《非我族类》：当爱情遭遇哲学

　　辛泊平

　　突然想起上大学的最初时光。从乡下走到城市，我对城市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。高楼大厦自不必说，就是那些宽阔的街道，街道两旁的梧桐、雪松，以及修剪整齐的冬青，似乎也都自带不同凡响的气象。当然，对于一个还算喜欢读书的青年人，最好奇的还是传说中的图书馆。第一次进入学校的图书馆，看着那一排排庄严肃穆的大书架，我仿佛置身于一个想象的王国。博尔赫斯说，图书馆便是天堂的样子。那时候我还没读到博尔赫斯，但对一个对书本有无限渴望的青年而言，最初那一刻，确有飞仙的感觉。

　　第一次用借书证，我借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》，特别奇怪的是，除了陀翁，我竟然还借了康德的《纯粹理性批判》。对于一个中文系的学生而言，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正常，读康德似乎就有点那个了。之所以借他的书，是因为上大学之前，我听说过笛卡尔，听说过黑格尔，也听说过康德，读过一些让我疑惑也让我沉迷的句子，但没有完整读过他们的作品。我只是知道，他们是哲学家，哲学家都很牛，他们的话一般人读不懂。我当然也不懂，但我想和它沾点边儿，显得深沉一点儿。很虚荣的念头，但并非不切实际。书借回来了，在自习室或宿舍，正襟危坐，一页一页地翻，时而摘抄几句，时而皱眉做深思状，那样子，也的确让同学们刮目相看了几眼。然而，真实的情况是，我实在是苦不堪言，那些深奥艰涩的话语，我根本就摸不着北。我读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完成某种可笑的仪式，那就是，我必须把这个过程坚持下来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不是在阅读，而是在表演阅读。

　　或许，这就是阅读的差异性。面对大多数同学都津津乐道的《飘》，我前前后后拿起过三次，但都是中途搁置。而陀思妥耶夫斯基，不论别人怎么说读不进去，我却读得津津有味。哲学与文学不是一个种类，但总有相通的地方。而康德，的确不是我的菜。那本书，我翻了将近一个月，只是记住了几个名词，其他诸如作品的结构、逻辑、观点之类的东西，我一概不知。但我的头确实是大了几圈，或许，这也算是对虚荣的一点惩罚吧。可以这样说，在我的阅读记忆中，康德伤我不浅。他让我彻底明白了不是所有的书都适合读下去，不是所有的人天生就可以读懂天下的书，所谓的读万卷书、行千里路永远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和志向。人应该有点自知之明。承认自己的浅薄，不算丢人。在这之后，我读过一点尼采和叔本华，也读过一点克尔凯郭尔，他们诗话式的哲学表达更适合我的感觉。康德，作为哲学世界里的大星依然耀眼，但我再也没有动过读他的念头。

　　我不读康德，但康德似乎无处不在。这位一生未曾离开家乡柯尼斯堡、终身未娶的哲学家，他生活中的每一项活动，都像一架精良的机器一样准确无误，以至于有一次他因某种原因没有按时散步，人们都不知道是该相信自己的表还是该相信教堂的钟声。海涅说过，康德是没有什么平生可言的。然而，就是康德这样刻板的人生状态，却成了多种心灵鸡汤中的一味励志的佐料，让许多孩子都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比钟表还要准时、还要守信的哲学家。不仅如此，似乎好多中学生都会背“最令人敬畏的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”，而这句话，也是康德说的，它几乎和笛卡尔的“我思故我在”一样流行。

　　再次想起康德，当然不是因为时过境迁，我一时头脑发热，对康德的哲学又重新燃起了阅读兴趣，而实在是因为一部名叫《非我族类》的法国电影。只看电影名字，我还以为是部战争片，因为这个名字有强烈的排他性和对抗性，有非此即彼、势不两立的火药味。当然，这只是字面的解读。电影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没有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，更没有陷入颠沛流离的悲惨境遇，他们没有生命危险，没有家国危难。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讲，男女主人公也确实陷入了一场战争，那就是观念的战争，思维的战争，心灵的战争。

　　电影的男主人公克莱蒙是一位生活在巴黎的哲学教授，他研究的主要方向就是曾让我退避三舍的康德。所以，我特别想知道，这个研究康德的教授将会怎样用生命阐释康德的理论，将会怎样以哲学的态度处理琐碎的日常生活。似乎是回应康德本人的经历，故事并没有在繁华的巴黎展开，而是放在了法国北部的一座小城。因为工作原因，克莱蒙被交流到那里教一年书。在去之前，他并没有可以体验康德小镇生活的幻想与期待，而是一直在抱怨自己可能无法忍受那里的无聊生活。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开始，它充满了故事的悬念——康德之于克莱蒙究竟是真正的精神追求还是一种学问？负责接待他的女教师也善意地提醒他，不要对他即将面对的学生抱有幻想，因为那些孩子都是商人与小业主的子女，他们对哲学没有兴趣，他们只关心物质。

　　果然，克莱蒙的第一次课并不成功。课堂上，女孩们花枝招展，男孩们心不在焉。在他们眼中，克莱蒙不是心灵导师，更不是哲学圣徒，他只是一个说着和现实格格不入的概念的怪人。所以，他们有理由用自己对生命与生活的理解去质疑克莱蒙的课程。克莱蒙说时间，学生回答说那是金钱，因为，他们的父辈每时每刻都在创造财富。克莱蒙说生命，他们则说肉体和消费，因为，肉体和消费是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存在。当克莱蒙无奈地告诫那些孩子，哲学可以让人独立思考、可以让人不那么傻时，那些孩子也只是傻傻地对他笑一笑，根本不以为然。可以这样说，他们的关注点就不在一个频道上。那些孩子没有敌意，他们只是觉得无聊，所以，他们和克莱蒙之间并没有利益冲突，但却有怀疑和不屑。而这怀疑与不屑，也是相互的，对这些孩子，克莱蒙本就不抱幻想，他只是例行公事。所以，克莱蒙认为启蒙的话语，便像一把铁锤砸在棉花上，因为没有回应，那力道最终会消失于无形之中。

　　或许，哲学永远只是少数人的事情。对于芸芸众生而言，那些抽象的概念与推理只是一种书面的存在，它与日常的饮食男女无关，所以，普通人有理由漠视它，甚至拒绝它。但对于克莱蒙而言，哲学是他看待世界的一种立场，一种态度，面对没有回应的课堂，他无法做到气定神闲。当再一次和那位女教师交谈时，他表达了自己的失落。而女教师却劝慰克莱蒙，她喜欢他的作品，关注他关于生命本质与爱欲的思考与分析。只是，她认为，肉体才是本质，它是先于语言与精神的存在。她热情地赞美肉体的鲜活，爱欲的浓烈。然而，她自己却无法正视这一点。她喜欢克莱蒙，对这个小地方的闭塞与克莱蒙感同身受，然而，她只能在语言层面表达她对克莱蒙的好感。她不喜欢自己的丈夫，但无法超越世俗的伦理。所以，从人格上说，她是分裂的。一方面，她是一个男人的妻子，是几个孩子的母亲，她必须扮演好这个社会角色；另一方面，她又有私密而又本我的心灵律动无法示人，只能把最真实、最直接的生命感受用笔记录在日记本上。

　　所以，克莱蒙和女教师之间，只能是欲说还休的爱意萌动，完全符合我们古老的“发乎情止乎礼”的道德规范。克莱蒙多次邀请女教师吃饭，女教师都以家庭为由婉言拒绝。她走不出自己的身份认同，走不出这个小城的道德规范，虽然她是那样渴望肉体的解放与爱欲的忘我。这种纯粹的理念碰撞显然无法安慰克莱蒙独处异乡、缺乏交流的孤独。上课发呆之余，克莱蒙走出寓所，在这座不同于巴黎的小城里，他几乎走遍了这里的大街小巷，似乎在寻找什么，又似乎是信马由缰，因为，他总是那样满不在乎、落落寡欢。直到在一家理发店里遇到电影的女主人公珍妮弗。

　　两人的最初相遇是别有意味的。它不同于我们习惯的一见钟情，也就是两个人四目一对就彼此来电的快速进入。相反，两个人第一次见面让人觉得怪怪的，有点错位，也有点潦草。克莱蒙要理发，而作为理发师的珍妮弗手头恰好没活儿。他们之间就是普通的顾客与理发师的关系。然而，克莱蒙却不像一般顾客那样说出自己心中的理想样式，他只是淡然地对着镜子说“随便”。应该说，对于所有的理发师而言，克莱蒙这种没有要求的要求都是最难满足的要求。然而，珍妮弗却不以为意，她只是淡然一笑，按照自己的意愿为这位陌生的顾客剪了头发。而结果，既没有出现让克莱蒙眼睛一亮的效果，更没有让人大跌眼镜的怪异。一切都是自然的、正常的，似乎就是萍水相逢，波澜不惊，缺乏怦然心动的情节，没有那种让人难以忘怀的印象。

　　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个缺少诗意与惊喜的偶遇，却让克莱蒙的内心泛起了一点涟漪。正如那让普通人敬而远之的康德却能让他着迷一样，他似乎从那淡然中发现了生命的火焰。在他眼中，除了那位女教师，这座小城里的人们都是那样庸俗不堪，而这位年轻的女理发师却能有如此从容淡定的气质，不着痕迹便化解了他“无可无不可”的生活难题。这不仅仅是纯粹的技术，而是生活的智慧，是人生的哲学。当然，还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珍妮弗的美丽，让寂寞的克莱蒙“春心荡漾”，纯粹生理上的反应，与哲学无关。对克莱蒙来说，这或许是不上台面的理由，然而，这确是最原始的生命诉求之一。

　　克莱蒙开始光顾这家理发店，不是单纯的理发，而是目标明确，就是为了见到珍妮弗，哪怕他的头发并不需要打理。然而，克莱蒙没有想到，珍妮弗并没有像他一样对再次相见充满期待。她是淡然的，只是把克莱蒙当成一个有点怪异的顾客，甚至还有一点疏远与警惕。因为，在这座小城里，珍妮弗的美是公认的，有太多的男人垂涎她的美色，有太多的男人对她别有企图。对克莱蒙，她也有这样怀疑。因为，她知道他来自巴黎，知道他在大学教书。从世俗的角度看，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。她怀疑，这个来自巴黎的男人想与自己交往，只是为了排遣远在异乡的孤独。她无法接受这种只流于肉体的感情游戏。她的经历告诉她，青春易逝，她已经挥霍不起。所以，在两人最初的试探性交往中，原本理性的克莱蒙陷入了感性的漩涡，而原本感性的珍妮弗却固守着理性的审视。这是一种饶有趣味的错位，但却是两个人的真实状态。

　　当然，在内心深处，珍妮弗并不是真心排斥克莱蒙，对这个来自巴黎的风度翩翩又略带忧郁的大学教师，她也心有所动。只是，她不敢确定，这个男人对自己是真情流露还是逢场作戏，她需要用她的方式小心翼翼地一点点确认。于是，她试探着接受克莱蒙的约会，但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。她带着克莱蒙去看她喜欢的电影，让他感受电影里的世界，并一点点了解她。在珍妮弗看来，电影不同于哲学，哲学是小众的，是理性的；而电影是大众的，是感性的、世俗的。克莱蒙如果真的接受她，就必须以世俗的方式而不是哲学的方式理解她。虽然，克莱蒙曾赞美过她的做法很康德。但那只是一种判断，不是认同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珍妮弗是聪明的，她成功地回避了抽象的推理，而是把两个人的情感放置到具体的生活上去检验，以此来确认两个人是否能在一个频道上抵达精神上的合拍。

　　应该说，珍妮弗为克莱蒙打开的世界是他之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。在学校，他接触的是深奥的哲学，是学院里严肃的学术会议，是一个个老气横秋的学者；在巴黎的家里，他要陪出身高贵的父母听阳春白雪式的音乐会，要陪父母一起出席需要门槛的社交酒会。所以，每一次从电影院出来，听珍妮弗如数家珍地说那些当红的明星以及他们的电影，克莱蒙都像是在完成世俗文化的启蒙。许多话题他都插不上嘴，但他并不讨厌。当珍妮弗带他去酒吧的时候，最开始他像一个新客一样，手足无措，但随着珍妮弗的歌声渐入高潮，随着周围人热情地舞蹈，他也终于加入了那狂热的人群，在人群中忘情地跳，忘情地唱。那一刻，没有哲学，只有音乐，没有逻辑，只有身体。

　　两个人终于走到了一起。然而，我不想说这是爱情对哲学的胜利。在我看来，珍妮弗的世界之所以能点燃克莱蒙，那也只能是生命的多元性使然。克莱蒙毕竟是年轻人，他也有年轻人特有的激情，只不过，那激情在很长时间没有被点燃而已。而现在，在不同于巴黎的小镇上，在经历了一段寂寞的日子之后，克莱蒙被点燃了，这是一种偶然，不是必然。必然的是，他们的爱情必须要经过日常性生活的检验。克莱蒙依然在巴黎和小镇往返。在小镇，他可以放下身段，摘掉面具，和珍妮弗一起，享受世俗的美酒与歌舞，享受肉体的欢愉；而在巴黎，他依然衣冠楚楚地出席一些高大上的场合，履行他的职业义务与伦理义务。可以这样说，此时的克莱蒙是分裂的，他无法把巴黎和小镇放在同一个生活现场，无法完成理性与感性的合二为一。所以，他给珍妮弗送书，却没有把自己的著作送给她；他一直都无法正面回答珍妮弗对他巴黎生活的猜测。他只是部分地把自己交给了珍妮弗，有保留地进入了这偶然的两情相悦。

　　而珍妮弗对克莱蒙却是全方位的打开。之前，她对克莱蒙的示好小心翼翼，之后，她对克莱蒙的爱炽热而专一。然而，面对克莱蒙对巴黎生活的讳莫如深，她始终有一种隐隐的不安与担忧。所以，当她从书店看到克莱蒙的著作之后，她是失落的，是愤怒的。因为，按照正常的理解，克莱蒙应该把自己引以为傲的著作送给自己的爱人，那既是一种信任，也是一种精神上的知音相托。而克莱蒙没有，他的精神世界，拒绝为珍妮弗全面打开。所以，当他们一起参加街头派对遇见克莱蒙的大学同事、而克莱蒙并没有把自己介绍给同事之时，珍妮弗是伤心的，是绝望的。因为，她终于看到了两个人之间的不对等，看到了他们爱情的脆弱以及黯淡的未来。这之后，她没有怨天尤人，没有苦苦哀求，而是果断地辞去工作，离开了克莱蒙，离开了那个让她既留恋又伤心的小镇。在我看来，珍妮弗的离开，不是逃离，而是对她所理解的爱情的坚守，也是对生命尊严的捍卫。她以一种决然的方式表达了她的立场与生命个体的完整性。

　　在遇见克莱蒙之前，珍妮弗有过好多男人，但这并不妨碍她对克莱蒙的爱情。在她看来，肉体可以“堕落”，但灵魂却必须忠贞不渝。在一个两性关系相对开放的背景下，男人与女人两情相悦、坠入爱河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，上床也不是什么天理不容的大事。但这种关系能否持续下去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。所以，这爱情便有一夜风流，也有无疾而终。说到底，这是因为，那所谓的爱情，还只是停留在肉欲层面，没有抵达灵魂的相互抵达与彼此皈依。所以，过去的也就如风流云散，不留痕迹。只有关乎到灵魂上的彼此认同，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情的开始。这与马尔克斯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里的男主人公的说法如出一辙。撇开传统意义上的道德观念，我不知道这种理解是否真的成立。我只是猜想，如果从一开始他们就有了肉体之欢，是否还会有持续六十多年的热情。

　　“我已经老了。有一天，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，他主动介绍自己，他对我说：我认识你，我永远记得你。那时候，你还很年轻，人人都说你很美，现在，我是特地来告诉你，对我来说，我觉得你比年轻时还要美，那时你是年轻女人，与你年轻时相比，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貌。”这是杜拉斯《情人》中的经典开头，诗意，唯美，让人感动，让人过目不忘，一如叶芝的《当你老了》。然而，这只是一种文学的想象与期待，甚至还有作家的自我期许。它似乎只能存在于纸上，而不适合滚滚红尘。

　　《左转》里说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。克莱蒙和珍妮弗肯定不属于一族，他们的出身，他们所受到的教育，他们接触的人群，他们生活的趣味，他们思考的方式和看待世界的态度截然不同，而这不同，也势必造成他们心灵世界的巨大差异。在某一个瞬间，在荷尔蒙的作用下，这种差异可能一度模糊，但它绝不会消除，而是会在热情渐趋冷却的时候再次凸显。这不是纯粹的哲学问题，也不是纯粹的爱情问题，而是混合了许多学科的社会问题。电影中的珍妮弗热爱生活，热爱她的职业，但这种地域认同感与职业自豪感只属于她自己，没有社会认可的基础。所以，她的骄傲和自豪无法消除她与克莱蒙之间的身份差异与文化差异。怦然心动或许是有的，但涉及到各种关系的爱情必须要承受社会伦理的检验。也正因如此，这世间才会有那么多痴男怨女的爱情故事，舞台上才会有那么多缠绵悱恻的离合传说。

　　在电影中，克莱蒙信仰的康德没有帮他留住珍妮弗，珍妮弗信仰的世俗爱情也没有帮她解构那刻板的哲学。在哲学与爱情的对峙与较量中，他们都不是胜者，而是伤害了彼此。从克莱蒙的角度看，人应该遵从哲学的呼唤，那样的人生才是独立意义上的人生；从珍妮弗的角度看，人应该把握现实的生活，那样的人生才是真实可感的人生。从理论上讲，他们都没有错，错的是两个人都没有尝试理解另一半的精神追求与灵魂走向。人必须先生活，后思考。这是现实的推理。但哲学也并非生活的障碍，这也应该是一个常识。人应该有点哲学情怀，而不定要有哲学体系和哲学思维。我们无论怎样表达，神圣也好，粗俗也罢，愤世嫉俗也好，云淡风轻也罢，总觉得自己发现了真理，发现了生命的秘密。其实，这都是一种自大。太阳底下并无新事。一代又一代人反反复复地强调自己的发现，其实就是生命的常识。只不过，看哪一种表达更能及物，更能贴近人们的感受。或许，这才是生命的智慧，哲学的意义。

　　电影的最后，是克莱蒙在小城苦苦地寻找珍妮弗，我知道，他对珍妮弗的爱情还在。只是，我不知道，珍妮弗是否还会回到他身边；我更不知道，如果他们的爱情还有未来，他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彼此。克莱蒙不是康德，他的哲学只是他的专业，而不是唯一的信仰，所以，他注定会陷入到情与理、灵与肉的纠葛之中。在这一点上，他不如他的导师康德。康德一辈子待在家乡的小镇，终身未娶，他的世界里只有哲学，所以，也就没有爱情遭遇哲学的麻烦。或许，也正因如此，康德在我世俗的世界里，只能是抽象的词语。

　　2018年6月23日

　　——刊于2019年第一期《随笔》